6月30日，北京国土资源局拍卖大厅内，11家房地产企业现场竞拍朝阳区广渠路15号地，从26.06亿元起，经过97轮竞价，最终由具有国资背景的中化方兴以40.6亿元竞得，该地块成为北京新地王。这意味着该地块的楼面地价高达16240元/平米，楼盘售价至少需要在2.5万元/平米以上才能有利润。业内人士称，新地王将助推东部房价，北京将提前进入“3万元房时代”。（据7月1日《新京报》）

在时隔一年多之后，“地王”终于又开始改朝换代了。在北京的这块新地王上，光楼面地价就超过了1.6万元！看到这个数字，我不禁暗暗为北京人叫苦，同时我也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鹿心社。就在几天前，鹿副部长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国土资源部的调查表明，目前中国地价占房价成本的平均比例只有23%，“地价推高房价”之说没有根据，也没有道理。他说，“地价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房价的关键因素或者根本因素是供求关系。”

不知道那个23%的数据是如何得来的，但一个个鲜活的例子就在眼前。如果“北京新地王”上建起的住宅价格是3万元/平方米，那么地价占房价的成本也超过了50%。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虽然这些地王都是比较极端的案例，但地价占房价比例只有23%甚至更低的商品住宅实在难觅踪影。

鹿副部长说得没错，决定房价的关键因素是供求关系，但这一市场规律一般是在成本基础之上发挥作用的——无论供求关系如何变化，商品的价格都不会低于它的成本，除非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导致非正常的赔本大甩卖。成本是价格浮动的底线，这个底线高了，价格就不可能低下来，这就像是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青藏高原中很难找到海拔3000米的地面一样。就拿北京的这块新地王来说，如果楼面地价只有1万元/平方米，那么房价就可能控制在2万元/平方米以下；而楼面地价达到1.6万元/平方米，房价就不可能低于2.5万元/平方米——这是供求关系所不能改变的。

商品价格的上涨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成本的推动，一是需求的拉动。相比之下，前者是刚性的，后者的柔性的。就房地产行业来说，地价显然是成本构成中最主要的一项。近年来，房价的不断攀升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地价推动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房价就是由地价推高的。因此，要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一方面要保障供应、力避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则要有效地调控地价，而平抑地价的最有效手段也是扩大供应。对此，国土部门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光顾着揽财而把调控房价的责任都推给市场。

面对北京新地王，鹿副部长在作何感想？反正我的感觉是：它给鹿副部长及其国土资源部来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弃录“造假状元”，北大令人起敬！
盛大林

北京大学研究决定，按照教育部文件，放弃录取在民族成分上弄虚作假的重庆市文科状元何川洋。北大招办主任表示，如另有类似情况的考生已经查实，也均取消录取北大的资格。他“希望所有考生引以为戒，做诚信之人，行正义之事……并从自身找原因，改过自新，努力在今后的道路上不再犯原则错误，做一个真诚正直的人。未来的道路上，北大依然欢迎他！”（据7月2日《成都商报》）

北大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这是我看到弃录“造假状元”何川洋的消息后最想说的一句话。

根据教育部等三部委的规定，在民族身份问题的造假一经发现，就要取消高考资格或录取资格。这一规定本来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此前也曾出现过高考状元因为造假而被取消录取资格的先例，然而重庆市教育招生部门竟然以“未形成加分事实”等为由保留了何川洋的录取资格。这种赤裸裸的强奸政令的行为，把北大等高校推上了前台——录取，还是不录？对北大来说，确实是个难题。

按照三部委的《通知》，监管考生的报考行为以及是否取消造假者高考或录取资格的行政主体是“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招生考试机构”，而不是高校。既然重庆市高招办已经决定保留何川洋的录取资格，北大等高校录取何川洋并不违规。再者，各省（市、区）的高考状元历来都是北大、清华等高校争夺的对象。因此，北京录取何川洋似也顺理成章。但录取何川洋的代价显而易见：因为如果何川洋以“造假状元”的身份走进北大，那就意味着北大是一所纵容造假、不重品行的大学，这将极大地损害“中国最高学府”的百年清誉，并将在北大校史上留下一个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这种损失是100个高考状元也不能弥补的。

确有不少人主张“宽容”何川洋，认为应该“网开一面”。“宽容”确实是一种高贵的品德，胡适甚至认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但“宽容”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能违反原则。如果“宽容”可以无原则，那么所有的监狱都可以取消了，甚至所有惩罚性的规定也都应该废除了。可是，如此一来，社会还会有秩序吗？公平又将如何保障？以加分为目的，在民族成份上作假，就是挑战高考的公平性，就是亵渎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国家出台相关的规定就是为了保证公平正义。既然有令在先，那就必须严格执行。不然，政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从何谈起？

有人认为，应该给何川洋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能毁了孩子”云云。可是，取消今年的录取资格或被北大弃录，就会“毁了”何川洋吗？他就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了吗？其实，何川洋还有很多选择，比如，他可以复读然后卷土重来，或者先在别的大学就读然后再考取北大的研究生，甚至不读大学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北大不是也说了吗？“未来的道路上，北大仍然欢迎他！”从改过自新的角度说，取消录取资格或被北大弃录应该更加有利，因为只有付出代价才能让他接受教训、引以为戒，而“网开一面”的结果则可能让他在无信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虽然重庆招办无原则，好在北大依然讲品格。北大的弃录之举，给了重庆市有关部门一记响亮的耳光，也给全国其他高校作出了榜样，同时它也给全国的考生及其家长一次警示：大学应该是一个圣洁的“象牙塔”，它不仅应该重能力，也应该重品行。为了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所有弄虚作假的人都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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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网站首页“意见领袖”是怎样炼成的》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当当网、卓越网、淘宝网有售（搜索“盛大林”即可找到）。

半小时让人“撞墙死”的警察为什么不“撞墙死”？
盛大林

6月29日，定兴县北南蔡乡中蔡村41岁的农民张庆被乡派出所的面包车带走，半小时后，张庆的家人见到他满脸是血地躺在和派出所同在一院的乡政府大院，已经身亡。该县政法委做出初步调查结果称，张庆系撞墙死亡，家属对这一说法感到无法理解。（据7月2日《燕赵都市报》）

好好的一个大活人，被派出所带走仅半个小时，就“撞墙死”了。对这样的说法，我和死者的家属一样“感到无法理解”。

让我们先来看看县政法委的初步调查结果所叙述的事发经过：“……（民警）安海峰和张庆到达乡政府院里，安海峰问张庆砸刘占海家玻璃的原因，张庆不回答。安海峰继续向张庆询问其他情况，张庆仍不回答。安告诫张，要态度端正，配合调查，之后张突然拔身用头撞向院内的房山，倒在房山下……”

从上述经过中可以看出，死者张庆所涉的只是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也就是砸了邻居家的玻璃而已。犯了这么一点儿事儿，他犯得着撞墙自杀吗？这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方之一。

其二，张庆是在被民警安海峰告诫“要态度端正，配合调查”之后“突然拔身用头撞向院内的房山”，这实在太“突然”了！求生的人的本能，张庆怎么会在听到几句“告诫”之后就自寻短见呢？这种解释的离奇程度，简直可以与几个月前的“躲猫猫”或“做噩梦”等相提并论。

值得注意的是，张庆是在屡次“不回答”民警询问的情况下“撞墙墙”的。沉默本来应该是公民或嫌犯的一种权利，但中国的警察从不这么认为。无数的事实早已证明，面对“不回答”的违法犯罪嫌疑人，他们一般都会采取“特别的手段”……那么，在张庆屡屡“不回答”以及“撞墙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显然是弄清真相的关键。

张庆只是砸碎了几块玻璃，安海峰却办出了一条人命——论后果，后者显然更严重；张庆只是受到派出所一名民警的询问，安海峰却受到了县政法委及公安局、检察院的联合调查——论阵势，后果显然可怕得多。作为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己任的人民警察，却让老百姓撞死在自己的眼前，安海峰应该羞愧得撞墙才是。那么，半小时就让人“撞墙死”的安海峰为什么还没有“撞墙死”呢？

我们希望安海峰能为上述种种问题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也希望县政法委的最终调查结论能够解释上述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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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造假：“罚家长”不能代替“罚考生”
盛大林

6月29日，重庆市巫山县公布了对重庆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少数民族成分变更责任人的处理意见，何川洋的父亲何业大被免去巫山县招办主任职务，巫山县编办主任兼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卢玲琼也被停职反省。但何川洋的录取资格是否取消，尚无定论。“这事错在父母，不要株连孩子。”卢玲琼认为，儿子的分数都是实打实考出来的，孩子没错。巫山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张成万证实，何业大夫妇的确是在重庆市纪委要求各区县自查自纠的时候，就主动承认了错误。（据6月30日《成都商报》）

自从6月9日重庆市有关部门接到群众举报，至今已经20多天。现在，何川洋的民族身份早从土家族恢复为汉族，其父母的乌纱帽也或悬或挂了。不过，公众最关心的录取资格是否取消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

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来是最不应该“悬”起来的。4月22日，国家民委、教育部、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身份有关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对于弄虚作假、违反规定将汉族身份变更为少数民族身份的考生，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招生考试机构取消其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有关责任人员也将受到处理。这一规定是针对所有考生的，绝没有状元可以例外的道理。事实上，2007年西藏就曾有3名状元因为身份造假而被取消录取资格。既然何川洋已被查实在民族身份问题上弄虚作假，那就必须取消录取资格。然而，直到现在，何川洋的录取资格不仅没有取消，他还与北京大学签订了预录取协议。父母在极力地为儿子辩护，有关部门也在为其开脱，事件的走向越来越倾向于“网开一面”。

“这事错在父母，不要株连孩子”，卢玲琼的这句话听起来颇有道理。可这是“株连”吗？何川洋没有错吗？如果事发之前何川洋对身份造假之事毫不知情，或许可以认为何川洋有点冤枉，但他明明是知道的。就具体操作而言，民族身份的造假应该是由其父母或其他亲属操办的，何川洋可能确实没有直接经手，但这并不能成为推脱责任的理由，因为身份造假这种事情不太可能由考生自己去做——如果非本人经手就可以推掉责任，那就不会有考生受到处罚了。

“自查自纠的时候，就主动承认了错误”，此说如果成立，倒是可以从轻处理。可是，“自查自纠”是在什么时候？如果是在群众举报之后，那就不存在什么自查自纠。此前的报道称何川洋“是被由重庆市纪委、民宗委、公安局、教委、招办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查出的违规学生之一”，也就是说，何川洋的违规是被查出来的，而不是主动承认的。关于巫山县的身份造假事件，媒体已经追踪报道过多次了，而所谓“自查自纠”还是第一次出现。这就怪了：如果何川洋是“自查自纠”出来的，那么为什么以前只字不提？

“罚家长”不能代替“罚考生”。《通知》说得很明白，身份造假的主要追究对象是考生，其他责任人员只是“也将受到处理”而已。且不说何川洋的父母只是受到免职和停职等非处分性质的处理，即使他们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也不能“舍父保子”，因为无论是造假的操作者还是受益者都应该受到惩罚。

重庆的身份造假事件正考验着《通知》的严肃性，也正检验着高考的公正性。如果何川洋的录取资格最终没有被取消，那就意味着所谓《通知》只是一纸空文，或者是“看人下菜碟”的。同时可以预见的是：在以后的高考中，身份造假等各种弄虚作假行为将愈演愈烈。

（最新消息：重庆市有关部门已经决定保留何川洋的录取资格。权力就这么无耻，如之奈何？！）

医事鉴定“独立”，才能根治“医闹”！
盛大林

患者突然死亡，亲属大为不满。医院要求鉴定，视过错谈赔偿，但患方不相信他们能在医疗事故鉴定中得到公正待遇：“我们是农民，大道理，听不懂，鉴定专家都是你们的人，我们不鉴定。死了人，赔钱就是了！”他们在医院内打砸医疗器械，在门诊大楼前摆满花圈，还扣押了医生，并强迫医生下跪。民警赶到现场，仍未控制局面。医务人员两次“冲锋”，才把被扣的医生抢了出来。但患方此后又叫来六辆中巴车的村民，对医院进行报复，很多医生被打，医院乱作一团，市区几条道路的交通也被堵。防暴警察赶到后，才把局面控制住。在福建省南平市政府的协调下，医院赔偿死者亲属20多万元。闹事者退去了，但医生们又不干了，几十名医生到市政府门前静坐，要求政府惩治伤人凶手，出台相关措施，确保今后医院安全的医疗秩序。几经劝说，事态方才平息。（据6月29日《中国青年报》）

患方闹过，医方再闹；从医院内，闹到医院外……“医闹”并不稀罕，但闹到这种程度，确实罕见。而市政府不管医方有无过错就以赔偿了事的做法，更是创下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无异于告诉公众：只要敢闹，就能得到好处；闹得越大，好处就会越多。如此下去，不但正常的医疗秩序无法保证，就连社会稳定也要受到影响。

顺利手术之后，突然疼痛难忍，不久便告身亡。凭直觉，我也觉得治疗可能出了问题。但“感觉”是靠不住的，单方的感觉也不能作为责任认定的依据，因此，对死因进行技术鉴定是必要的。如果医疗事故鉴定的结论是医方没有过错，那么医院就不必承担赔偿等责任；反之，亦然。但是，患方拒绝了鉴定，这直接导致该事故从一开始就未能纳入法制的轨道——这也正是此“乱”的根源。

拒绝医疗事故鉴定，肯定是不对的；认为只要死了人，医院就要赔钱，更是瞒不讲理。但患者的拒绝就没有一点道理吗？也不是的。用他们的话说“鉴定专家都是你们的人”，这确实也道出了医疗事故鉴定的制度性问题。的确，目前中国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组成人员不仅都来自医疗机构，而且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与医疗机构还有一个共同的“婆婆”，那就是卫生部门。无论“出身”，还是利益，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都跟医院更“亲近”，这确实让人怀疑他们能不能“一碗水端平”。从以往的医疗事故鉴定的结果来看，患者大都处于不利的一方，这当然难以让人信服。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增强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公信力、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当然是最重要的。而增强公信力的最好办法就是打破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与医疗机构及卫生部门之间的依附或同体关系，从而增强该机构的独立性。这既要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机构是完全独立的，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也应该彻底脱离医疗机构或卫生部门，就像是一些社会性的司法鉴定机构一样。

当然，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医疗服务价格虚高的因素，也有医德滑坡等方面的因素，但在医患纠纷的处理过程中，事故鉴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南平市的这起医疗纠纷虽然暂时平息下去了，但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可以肯定地说，在其他地方抑或就在南平，类似的纠纷早晚还要发生，甚至越闹越大。

独立性是公平公正的保障，要根治医闹及其医疗服务领域的混乱无序状况，必须让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独立”出来——虽然不是一独就灵，但这是止乱息争的必要前提。

余秋雨的“雄辩”能改变“事实”吗？
盛大林　

6月22日，在做客镇江图书馆“文心讲堂”时，余秋雨第一次对“诈捐门”作出了公开回应。“现在全世界大专辩论赛的总评委一直是我，我对辩论是非常有经验的……我太知道，我在第一分钟就知道一个队逻辑上所犯的错误。……我肯定不是一个不会辩论的人。”他说，“所有的造谣诽谤都有他们个人可怜的原因……（他们）实在是值得我们同情的……所以有的时候武士不太好出手，就怕一拳把人打倒了，那我不得不这么说，如果真的由我来还手的话，那分量就太重了……”“如果好好做事的人，怎么会有时间找一个认都不认识的人去骂？”“不喜欢我的散文可以不看，为什么要骂呢？”针对网上的指责，余秋雨表示“他们乱讲”，并直言这是诽谤，“（你）必须要非常有名，那么诽谤才有价值。”（据6月28日《现代快报》）

要么是助手金克林出面解释，要么是九久读书人公司负责人接受采访，在“诈捐门”事件曝出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人们都在期待着事件的主角余秋雨能“亲自”作出回应。现在，一直保持沉默的余大师总算开金口了。

只到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余大师一直不“还手”原来是出于“同情”，因为“骂”他的人都太“可怜”了，同时他还担心自己“亲自”还手的分量太重而“一拳把人打倒”……余大师的心肠真像是菩萨呀，难怪汶川地震刚一发生，他就公开表示要捐款20万元，只可惜至今也没有人见到这笔钱！的确，武士是不会轻易出手的，但真正的武士视荣誉如生命，他们不可能面对“首骗”的指责而无动于衷。余大师说是不想“还手”，实际上还是“还手”了。从其博客上的那个“警察的智力游戏”的帖子，到这一次的口似悬河，余大师都在玩避实就虚的“无影脚”。只不过，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余大师“还手”的“分量”。

余大师口口声声说别人“造谣”、“诽谤”、“乱讲”，可谁造谣了？造了什么谣？哪些事是“乱讲”的？开始说捐了20万元的款，后又说捐的是版税，再又说捐建的是图书馆，最后又说捐的是书……这些不同的事实中，最多只有一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余秋雨方面撒了好几次谎。作为全世界大专辩论会的总评委，余大师的辩论水平肯定非常了得，但“事实胜于雄辩”——余大师的辩才再好，难道能用“逻辑”而不是“证据”来改变“诈捐”的事实吗？

余大师还认为，“好好做事的人”不会有时间去骂不认识的人。可能在余看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才是处世的首要原则。有人坑蒙拐骗了，如果我不认识，就不应该去管它；有人贪赃枉法了，如果我不认识，也不应该去骂他；“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余大师来说，这样确实很好——这次他诈捐20万，别人都不说，于是他可以骗取巨大的荣誉；下次他再诈捐2个亿，别人也不说，他就可以摘取“世界首善”的桂冠了！其实，余大师自己也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去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余大师不就曾“含泪”批评过那些质疑校舍建筑质量的家长们吗？

最后，我必须正色而非含泪地告诉余大师，我“骂”你并不是因为不喜欢你的散文，更不是因为你非常有名。我所不能容忍的是欺世盗名，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大师”的欺世盗名。事实上，我曾经很喜欢读余大师的散文，只不过越来越不看读了，因为我总感觉那些华丽文字的背后写满了“虚伪”二字！

前天，河南省杂文学会和东方今报社联合为我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所谓“研讨会”，一般都是“吹捧会”。在这次小会上，十几位老师、前辈、朋友说了一大堆好话，东方今报也发了一大版纪要。开会的时候，我听到脸红耳热；发表的报道，我都不好意思细看。今天没有新内容发布，就把这篇报道贴在这里，供网友们一哂。我感觉，不怕别人吹得肉麻，就怕自己没有自知之明，是吧。

专家学者热评“意见领袖” 盛大林继承了鲁迅时评传统 
 
  今报记者 夏友胜 梁新慧/文邱琦/图

    6月25日，由省杂文学会和东方今报联合举办的盛大林作品研讨会，在省文联举行，我省文艺界有关领导、杂文家、学者济济一堂，就著名时评家盛大林的新作《网站首页 “意见领袖”是怎样炼成的》及其时评风格，进行了深入研讨。
    省文联主席马国强、省文联原主席何南丁、省杂文学会会长王继兴等出席研讨会，东方今报社社长左光瀚主持研讨会并代表主办单位致辞。参加研讨会的还有陈中武、贾世秋、孔祥科、周丙午、刘思、赵元惠、慎廷凯、王建章、曹亚瑟、王攀等。

为这样的优秀人才而自豪
    马国强（省文联主席）：大林的新作问世，也是河南文艺界的喜事、好事，我为杂文界、文学界出现这样的优秀人才而自豪。他的时评导向正确，很有“棱角”，完全从读者的角度出发。
    大林的时评，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即“眼光”、“激情”、“视角”、“文风”。“眼光”，也就是说选题的价值判断，他的选题都是时下最受关注的新闻热点；“激情”，有真情实感，他有颗赤诚之心和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因此也就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视角”，可以说他的每篇作品的视角都非常独特，如《我多了一个网友——胡锦涛》等；“文风”，他的时评“三言两语，一步到位”，给读者以阅读快感。

“意见领袖”他当之无愧
    何南丁（省文联原主席）：时评，就应做到观点新，“新”即新颖；论点要独，“独”即独特；思想要深，“深”即深度。还有两点，就是出手要快，行文要美，而大林的时评充分做到了这些。因此，他成为“意见领袖”是当之无愧的。

揭示了时评写作的“秘籍”
    王继兴（省杂文学会会长）：大林的时评，有五个特点，一是倚马可待的时效性，二是慧眼独具的新颖性，三是纵横捭阖的思辨性，四是由表及里的深刻性，五是分寸把握的适度性。大林的新作，更难能可贵的价值在于，每篇时评的后面附有写作心得，揭示了时评写作的“秘籍”。

他既有才，又充满朝气
    刘思（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当时评作者，一是要有才，二是要充满朝气，而大林在这两方面做得都不错。
    刚才，王继兴老师用“倚马可待”来形容大林，我十分赞同。大林写东西太快了，一气呵成，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就是大林的“才”。另外，这么多年来，大林始终保持创作激情，每天一篇评论，而且篇篇精彩，保持着新鲜感，这就是大林的朝气。

时评与杂文结合的典范
    慎廷凯（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正如大林所说，新闻评论也是一种新闻文体，应该追求实效。他的许多评论，都与新闻报道同步，在“第一时间”对重要报道作出反应。如去年对“瓮安事件”、今年对“邓玉娇事件”的快速反应。
    不得不说的，还有他的杂文风格。大林的许多时评在文体上、风格上，可以说是与杂文相结合的典范，为我们的杂文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继承了鲁迅的时评写作传统
    赵元惠（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大林这部厚重的新书，被定位为“时评”，人们赞誉他是时评家、评论家，而且是“很厉害的评论家”。然而，我还认为，大林继承了鲁迅的时评写作传统。他的时评多是杂文，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如《牛寡妇的清白》一文，曾被选入花城出版社的《2008年中国杂文年选》。

大林是河南人的骄傲
    孔祥科（《新闻爱好者》主编）：过去，我经常从上海的《报刊文摘》上读到大林的时评。这份文摘类报纸，是社会公认的有档次有品位的文摘报，时评能够经常被它转摘，说明大林的眼力、功力，其作品的针对性、时效性了不起。
    如今，大林的时评，又由纸媒扩展到网络媒体，被网民誉为“意见领袖”，不仅是河南人的光荣，还应该是河南人的骄傲。

教给大家一种思辨的方法
    陈中武（安阳市政府市长助理、郑州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我和大林是多年的朋友，大林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人，看到不平的事儿就说，所以，成为“意见领袖”也理所当然。
    我觉得，大林新书的最重要价值在于，这本书教给大家一种思辨的方法，让你懂得思辨的道理。

我会向学生隆重推荐这本书
    贾世秋（郑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盛大林是国内名副其实的“意见领袖”，也是时评界的“大拿”，我会向我的学生隆重推荐他的这本书。
    现在，我国常用“德、能、勤、绩”的标准来考核干部，“意见领袖”也有“德、能、勤、绩”，这是其具备的素质。“德”，就是他所关注的，是不是党和国家以及人民所关注的；“能”，是说的能力，包括他的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写作能力等；“勤”，听说大林一天在网上工作需要10个小时，可见他的勤奋；“绩”，大林的这本书，不仅是作品集，还是时评作品的延伸，把写作心得毫不保留地告诉读者，这有别于其他书。

大林是全球华人的写手
    曹亚瑟（省杂文学会副秘书长、东方今报社副总编）：现在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可以说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评论家也有了更大、更开放的“说话”空间。
    大林在新浪、搜狐等各大网站，非常牛，时评常挂在网站首页，他的作品不仅影响到国内网友，还影响着世界所有华人，因为大家都能在互联网上读到他的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林是全球华人的写手。

“意见领袖”给网站带来影响力
    周丙午（新浪河南总编辑）：大林时评经常被各大门户网站同时推上首页，其中的秘密是什么？从网站的角度来说，是因为网站需要影响力。影响力的形成，一是离不开有影响力的报道，二是离不开一批时评家的拍砖灌水、推波助澜。尤其是离不开盛大林这样有影响力的时评家，也就是“意见领袖”。

大林早已超越了我
    王建章（省杂文学会副秘书长）：十几年前我当编辑时，就时常编发大林的杂文，那时候他初出茅庐。当时，我就觉得大林很有前途。我也做过评论员，但干了一段时间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非常辛苦。但大林竟然坚持了十几年，而且越写越好。现在，大林还尊称我们为“老师”，实际上他早就超越了我们。我真为他感到高兴。

我会把时评新人介绍给大林
    王攀（知名时事评论家）：好的时评理论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时评家；好的时评家，又不一定是好的时评理论家。这同既是教育理论家又是好教师很难得一样，既是一个优秀的时评理论家又是一个优秀的时评家，也很难得。而大林的这本书，把二者合二为一。如果我身边有学写时评的新人，我一定会把他介绍给大林。

【大林其人】
    盛大林是东方今报社编委、评论员、“盛氏微言”专栏作者，也是国内著名时评家，他还是腾讯博客 “意见领袖”、搜狐博客特约评论员、新浪博客专栏作家、凤凰博报特约顾问等。其新著《网站首页“意见领袖”是怎样炼成的》日前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赎买式车改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盛大林

浙江省杭州市自5月起推行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大部分公车都向社会公开拍卖，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与此同时，杭州市向公务员发放“车贴”，每月直接打入公务员市民卡，可用于向服务中心叫车后刷卡付费，还可用于公交车、打的、加油等交通支出，但不能取现。“车贴”根据级别分9档，最低每月300元，局级干部2600元。如此大规模、高级别的“车改”在全国尚属首例。但与此同时，杭州发放“车贴”的政策，也引发了不少议论。有人质疑这“是不是对享受公车特权的一种赎买？”“是不是给干部变相发放工资外的福利？”有人担心，落进自己口袋的钱总不舍得拿出来，有的人会不会能不下乡就不下，懈怠公务？有人认为，按行政级别发“车贴”有“官本位”之嫌。（据6月4日《新京报》）

以发放“补贴”的方式取消公车，这种“车改”以前在其他地方也试行过，只是规模没有杭州这么大、级别没有杭州这么高，而且大都在质疑声中夭折了。实际上，杭州市此次“车改”与以前其他地方的“车改”所受到的质疑如出一辙。

“车贴”是不是对享受公车特权的一种“赎买”？应该说，有“赎买”的成分，也有“补贴”的成分。首先必须承认，公车的使用确实形成了一种特权；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公务员在履行公职的过程中确实需要付出交通的成本，这当然应该由公共财政埋单。

“车贴”会不会变成工资以外的福利？每人每月在工作中的交通支出肯定不会一样，这就意味着“车贴”有可能用不完，也可能不够用。杭州市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取现”的规定若能严格执行，就能有效地预防“车贴”变成“福利”。当然，公务员可能会让亲朋好友共享“车贴”，但这也没有什么。我觉得，即使把“车贴”直接发成钱，也未尝不可。

公车取消后公务员会不会懈怠公务？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不过，这个问题应该通过督促和监督来解决，我们不能把公务员的勤勉建立在奢侈浪费的基础上。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基本上都没有公车，而那些政府的行政效率比中国还要高。

至于说“车贴”的“官本位”，未免过于求全责备了。的确，领导外出的需要并不一定比一般公务员多，但他们以前使用公车的机会肯定会一般公务员多得多。取消公车，“损失”最大的肯定是领导干部。“官本位”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想借“车改”而顺便革掉“官本位”的命，完全没有可能。

更重要的是，在“车改”问题上必须算“大账”，那就是要在总体上进行利与弊的权衡。一名局级干部每月车贴2600元看上去很多，但以前消费公车的实际月消费更多。众所周知，公车的“寿命”短，“毛病”多，还要养专职的司机，在很多党政机关，公车花费是最大的行政支出。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每年的公车消费高达3000亿元，对这个天文数字，人们深恶痛绝。如果都像杭州这样改革，全国的公车消费可能会下降到2000亿元。

也许有人要说，2000亿元仍然太多了。但它总比3000亿元少多了吧？局级干部每月2600元的标准也许偏高，但这个标准以后可以再商量，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取消公车。标准为2600元还是600元只是量的问题，而是否取消公车是质的问题。几年来类似杭州这样的车改都被“骂”停了，但结果是“黑洞”式的公车消费继续吞噬着纳税人的钱。

因此，在公车改革问题上，我们应该抱着理性的态度，而绝不能理想化。中国的改革一直是渐进式的，车改也不应该奢求一步到位。“两害相权取其轻”，杭州的车改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