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带头大哥”为2元燃气费带11万人告发改委

    大学的创新精神从何而来？

　　　　盛大林

《人民日报》11月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的文章，详细记录了钱学森2005年3月29日在北京301医院谈的关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看法。谈话中，钱老回忆了当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学时“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的情况。他说，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但他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可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报道说，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

这篇报道让我联想起了2006年年度温家宝总理与几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一次座谈，因为在那次座谈中，温总理专门提到了钱学森的上述看法。事隔一年多之后，日理万机的总理还能记住钱学森的那番话并专门召开座谈会，还言辞恳切地说：“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足见温总理对这件事儿的重视程度。

那么，中国的大学为什么缺乏创新精神？大学的创新精神从何而来？钱学森在讲了很多生动的事例后说，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学术气氛非常浓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很显然，学术上的民主和自由是创新的关键，而中国的大学恰恰缺少这些品质。在中国的大学，主导性的力量是权力而不是学术，一个科长就能训斥教授；在中国的大学，意识形态左右着研究的大方向，很多禁区是不准碰的。学术水平的高低甚至思想观点的正误主要由权力来评判，不符合某些主义的学术观点是很难发表的。教育的行政化和科研的条框化，使高校中人大都沉迷于“官术”而不是“学术”。如此这般，还能有什么创新可言！

上述种种怪现状，并不是我的发现，各方人士无不洞若观火。有人建议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有人建议坚决推行“教授治校”……有些大学也进行过这些尝试，但结果都是无疾而终。想想也是：大学都是政府办的，政府怎么会让它游离于行政体系之外呢？学校里既然有官员，他们怎么能让教授说了算，又怎么能对有违他们信仰的思想无动于衷呢？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性质——实际上，美国以及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私立的。

创新精神需要宽松环境，而环境需要机制体制来保证。钱学森的谈话，值得我们好好思索。

红头文件要求“狠抓应试教育”错在“言行一致”
盛大林

今年7月，山东省沂水县政府下发了一份“红头文件”，要求狠抓应试教育。文件提出，严格落实教学目标责任制，各学校要结合各自实际，层层落实目标责任，将任务分解到班级，明确到每一名教干、教师，切实增强教干、教师的责任感和压力感。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明确表示，沂水县的做法背离了中央有关教育改革的精神，背离了山东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要求和具体部署，他们还像在经济生活中只抓GDP而不顾其余一样来抓教育，非常片面。沂水县的做法，名义上是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但是从根本上讲不符合教育的内在规律，不符合广大人民培育合格人才的根本利益。有关专家认为，沂水县的做法暴露出一些政府干部的错误教育政绩观，显示教育改革阻力很大、任重而道远。（据11月4日《京华时报》）

诚如张副厅长所言，沂水县的做法违背了国家推行素质教育的精神，也确实不符合教育的内在规律。但，不抓应试教育，人民就会满意吗？

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就不必赘述了，大道理无人不知。但张副厅长应该承认，逐级接受教育是成才的主要通道，名落孙山虽然也有可能成为合格人才，但那只能是“小概率事件”。素质固然重要，但家长和学生最关心的还是能不能升学——素质教育搞得再好，孩子考不上大学，家长是不可能满意的！事实上，沂水县政府之所以下达那份要求狠抓应试教育的“红头文件”，直接的原因就是该县今年的高考成绩大幅下滑，广大群众很不满意。换句话说，沂水县就是为了让人民满意才高度重视应试教育的。

张副厅长还拿“唯GDP”现象来说明狠抓应试教育的片面性——这个类比做得太好了！即使他不说，我也准备拿它作为例证，因为“只抓GDP”与“狠抓应试教育”实在太像了，简直就是异曲同工。

“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既要发展的速度，更要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唯GDP是举”……大家对这些话肯定都耳熟能详，因为“红头文件”上、媒体报道上，随处可以见到或听到这些口号，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实际情况怎样呢？如果眼睛没有被蒙上，你就必须承认GDP一直都是各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保八”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文件上提倡“又好又快”，行动中依然“又快又好”；说起来“素质教育”重要，做起来“应试教育”重要……说一套，做一套，“挂羊头，卖狗肉”，这就是各地的现实。地方政府之所以这样阳奉阴违，当然可以说是政绩观出了问题，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指挥棒”在发挥作用——地方“唯GDP”主要是因为GDP是干部考核体系中的第一指标，各地狠抓应试教育主要是因为以高考为代表的考试是我国人才选拔的主要途径。

这么说，并不是想证明沂水县政府下文件要求狠抓应试教育是对的，而是想说他们的做法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如果追根究错，根源也在于教育的制度和环境；沂水县错了，主要错在“言行一致”，从而把“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如果沂水县也像其他地方一样，文件上大讲素质教育，行动中狠抓应试教育，就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

如果真要推行素质教育，还是先从制度和环境上下工夫吧——别把板子只打在基层教育部门的身上！

状告“财神爷”很可笑吗？
盛大林

在广州市番禺中心医院采购项目的投标中，报价1707万元的格力空调败给了报价2151万元的广东石油化工，为此格力与广州市财政局对薄公堂。在3日的庭审中，市财政局的几名工作人员对格力空调代理人发表的辩论意见不停地表现出嗤之以鼻的笑。据现场的记者描述，当格力空调这一方的代理人说得比较多比较激动的时候，市财政局那边就会有一些人发出那种笑，属于不屑一顾，或者认为你说的根本就不合路数。（据11月4日央视“新闻1加1”）

法庭是极其严肃的地方，旁听者本来是不能出声的，但广州市财政局的人笑了，而且笑了N次。他们为什么会发笑？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想的，但根据记者的描述以及社会的现实，我感觉还是能够猜出一二——

一种可能是笑格力公司不懂“道上规矩”。论实力，格力在全国空调市场上数一数二；论报价，格力公司比广东石化足足低了400多万元，按常理，当然应该选择格力，但广州市财政局偏偏“只选贵的，不选对的”，这确实令人费解。但广州市财政局的人可能认为，这是道上的“潜规则”呀！政府招标采购，比的不仅是产品价格、技术水平和企业实力，还有公关的技巧和力度。君不见，各地的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同一产品的中标价往往比市场价还要高出一大截吗？如果格力愿意拿出400万元甚至更多的钱去公关，然后把这些支出加到报价上，格力的收益丝毫不受影响，但中标的可能性却会大大增加，然格力公司不懂“路数”反去“告状”，岂不可笑？！

一种可能是笑格力公司不知“天高地厚”。财政局是什么单位？俗称“财神爷”呀！财政支出预算的编制权在它的手里，拨款进展的快慢也由它掌握。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检法、工青妇……凡是需要财政拨款的单位，哪家单位敢跟财政局说个“不”字？谁敢向财政局发难，那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不错，你格力公司不需要财政上的拨款，但法院需要呀！为了保证自己的经济命脉，法院肯定不敢随便得罪“财神爷”。不信你访一访，有几个敢告财政局的，又有几个赢了官司的！法院应该独立？等你不需要财政局拨款的时候再谈这些吧！“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广州市财政局几位“爷”的“嗤之以鼻”和“不屑一顾”，大约就是源于这种心理优势吧！

当然，这件事儿的“最终解释权”还是属于那几位发笑者。如果我猜得不对，还请广州市财政局的“爷”们不吝赐教！谢了先。

“取消高考”不行，“取消中考”更不行！

盛大林

云南省教育厅2日向媒体通报：从2010年起，该省将取消全省统一组织的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简称中考），改由各学校根据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和学生学业水平考试两项指标择优录取高中新生。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建颖说，改革“中考”是云南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全面落实国家课程方案、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关键环节。（据11月3日中新网）

近年来，“取消高考”的声音时有耳闻。甚至在全国两会上，也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出这方面的议案或提案。但绝大多数代表和委员都不赞成这一建议，广大公众也都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取消高考”，势必牺牲公平。

高考确实是应试教育的“祸根”，但千不好、万不好，它有一大好处，那就是比较公平。同一时间，同一考题，统一阅卷，统一划线……“统考”的刚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场外”的因素。而所谓“综合素质评价”呢？主要取决于评价人的“自由裁量权”——在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无孔不入的情况下，综合素质的评价很可能变成权力金钱的比拼。

实施素质教育，规范办学行为，提高教育质量……云南省教育厅的这些理由无疑都是正当的，但有一条却被忽略了，那就是保障教育公平。在我看来，这一条应该是国民教育的最高目标，它比实施素质教育等问题更加重要。教育公平与素质教育等若能兼顾当然更好，如果发生矛盾而不能兼得，那么我们宁可舍弃素质教育，因为没有了教育公平，公办教育就失去了合法性和必要性——这个道理，适用于高考，也适用于中考。

如果说高考不应该废除，那么中考就更不应该废除了，因为中考理应与高考“对接”。报道说，云南省在取消中考后，将充分尊重学生的自我评价，并在同学互评和学生成长记录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给予学生客观、公正的评价。可是，等到高考的时候，最终还是要回到“一考定终身”的轨道上来。不管中学的评价如何变换花样，学生最重视的肯定还是如何应付高考；强行取消中考，并不能真正推进素质教育，也不会得到学生及家长的支持。完全可以预见的是：在“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下，云南省取消中考后的种种努力将被化之于无形之中。

不知道根据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和学生学业水平考试两项指标取代中考是不是“国际惯例”，但我认为这应该是努力的方向。但取消中考至少应该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高考也不再是“一考定终身”；二、高中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是均衡的，公办学校不再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如果这两个条件不具备，“取消中考”还是要缓行！

    集中供暖：“成本透明”比“价格联动”更重要

　　　　盛大林

银川市今年集中供暖的价格降了！据该市发改委工作人员介绍：2008年，因煤炭市场供应紧张和价格大幅上涨，银川市及时举行供暖价格调整听证会，4个小时的听证会成为“激辩会”，结果每平方米的供暖价格由过去2.8元上升至每平方米4元，尽管群众一时难以接受，但还是执行了。而今年以来，全国煤炭价格回落，银川市发改委及时提出了银川市集中供热价格的调整意见，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2009年—2010年供热季供热价格由每平方米4元降至3.8元。“价格只能上，不能下？那不是良性循环！”银川市住房保障局局长白建平说。“上去了的价格，通过市场调节也完全可以再降下来！”（据11月3日《人民日报》）

已经通过听证涨上去的供暖价格还能再降下来？在政府定价能下不能下几乎成为“定式”的情况下，银川市的这一降价之举确实给人以喜出望外之感。尤其是煤热的“价格联动”，更是既有“暖意”又有“新意”。但在“惊喜”之后，再冷静地想一想，却又觉得这一点点甜头似乎并不值得心满意足。

去年4元，今年3.8元，每平方米只降了0.2元，降价的幅度只有5%。这就不能不让人算算账：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今年的煤炭价格只比去年下降了5%吗？如果煤价比去年下降了20%，而热价只下降了5%，合理吗？今年3.8元，前年2.8元，跟去年比降了5%，但跟前年比却涨了近36%，那么今年的煤价比前年高多少？“联动”公平的前提是“基准”的合理——“定盘星”失准了，那杆秤就不可能公平。如果去年的每平方米4元不合理，即使联动的幅度是合理的，联动后的价格也不可能公平。

要厘清上述疑问及其公平性，关键还在于成本。作为公益性的社会公用事业，供热企业理应坚持保本微利的原则。那么，银川市或涨或降的价格调整是否都坚持了这一原则？供热企业计算的成本是否合理？有没有转移利润或者把不合理的支出计入成本？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成本监审制度，银川市发改委也称它们进行过成本监审，但并不能完全消除公众的疑惑。

前文中，我曾作了煤价比去年下降20%的假设，这个假设其实是保守的。有关报道称，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乃至全球的煤炭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下滑，焦炭的价格甚至下降了50%。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今年供热的合理成本到底是多少？热价与煤价到底是以什么幅度“联动”的？

要解答上述种种疑惑，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供热的成本。要知道，集中供热企业都是垄断性的，没有竞争对手，也就无所谓商业秘密。近年来，每当举行价格听证会时，都会有人要求申请涨价的公用企业公开成本，但总是遭到拒绝，这更加重了公众的疑惑。

因此，银川市供热价格的“能上能下”固然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仅此并不能让供热价格的调整真正步入良性循环。相比之下，“成本透明”比“价格联动”更重要！

    开发商“只倒地不盖房”又是因为什么？

　　　　盛大林

据近期发布的《中国地产金融蓝皮书》，截止到今年9月底，北京楼市的库存房已经跌破了10万套的警戒线，只够5个月的销量。对此，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说：“中国有一批房地产开发商公司是从来不盖房子的，就是倒土地的。”记者调查后发现，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房地产开发商都宁愿炒地，也不愿意动一锹土。北京地产界资深评论人杨少峰认为：“政府供应再多的地都会被开发商囤积在手中，形不成真正的供应量，那么供不应求这种假象就得不到改变，只要市场还是供不应求，房价它肯定会上涨，所以说囤地是造成高房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据 11月2日央视“经济半小时”）

“只倒地不盖房”的开发商竟然有三分之一？虽然知道有不少开发商只做“地产”不做“房产”，但还真没想到“只倒地不盖房”的开发商会多到这种程度。不过，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商人的目标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既然囤地倒地更加有利可图，开发商当然趋之若骛。

地价被越炒越高，房价自然水涨船高。在开发商们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意欲购房的消费者们只能叫苦连天了。更重要的是，炒地炒房制造出来的泡沫，还会危害宏观经济的安全。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杨少峰认为，囤地是造成高房价的关键原因，可囤地的原因又是什么？其实，早有专家指出，供地不足才是“万恶之源”——囤地也好，倒地也罢，都是因为土地的供不应求。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及无数的事实证实：但凡被人囤积或炒卖的商品一定是稀缺的；稀缺的程度越高，囤炒就会越厉害。但国土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始终不认同这一点，一些专家也总是把房地产的问题归结到开发商的身上。

“政府供应再多的地，都会被开发商囤积在手中……”杨少峰的这番话，国土部门早就说过。真的是这样吗？在舆论的呼吁下，国土部门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国务院今年批准的全国81个城市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较去年增加了16.7%，一些城市也纷纷扩大供地规模，但囤地炒地的现象并没有消失，甚至愈演愈烈——这似乎证明了“囤地非因供应不足”的说法。但就在同一期节目中，一位业内人士的调查称，京、沪、深等一线城市的土地供应远远跟不上住宅销售，比如近三年上海住宅成交量是土地出让面积的2.9倍，北京约为1.5倍，深圳更是接近3倍。如果某个城市住宅用地供需的缺口是50%，而用地规模只增加了16.7%，那就意味着供不应求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扭转，只是有所缓解而已——这能说明土地供不应求不是囤地炒地的根本原因吗？

增加10%不够，就增加20%；还不够，增加到50%……只要还有人囤地，就一直扩大供应；等供应真正大于需求或者公众的预期发生逆转时，囤地和炒地自然不会再存在，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土地就失去了囤积和炒卖的价值。人们常常把土地和住房比喻成“面粉”和“面包”，那么真正的面粉和面包为什么没有人囤积和炒卖？这显然是因为面粉和面包的供应都是充足的，价格炒不起来，囤积的结果只能是蚀本！

那么，地方政府及国土部门为什么始终不愿意大规模扩大土地供应呢？一方面，“18亿亩耕地的红线”以及节约利用土地的政策为它们提供了借口；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源主要就来自土地出让金，它们并不真正愿意看到土地价格的大跌。

供不应求，必然涨价，这是市场的铁律。因此，只要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囤地、炒地以及炒房等行为就不可能消失。即使政府严格执行“两年不开发就无偿收回”的规定，开发商也可以采取拖延开发周期、延迟申请预售甚至主动取消预售、大幅提高房价等手段间接实现土地的“稀缺价值”，房价依然不可能降下来。

    农民工艾滋病激增呼唤加强性安全教育

　　　　盛大林

湖北省启动的第二轮艾滋病防治示范区建设项目，崇阳县名列其中。去年春节，当地疾控部门利用农民工回乡探亲机会，挨家挨户上门采样，结果发现了73例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间感染的。从感染途径来看，有3例是吸毒和输血感染，其余70例全是经性途径感染。据报道，崇阳县2000年7月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2007年，发现人数达到15例，2008年24例。去年对部分返乡者摸底调查，受访的15000多人中，了解艾滋病危害和传播途径的不足一半，多数受访者表示，发生性行为时未使用安全套。（据11月1日《长江日报》）

一个县的回乡探亲的农民工中，就发现了73例艾滋病感染者，那么去年没有回乡探亲的农民工中还有多少？其他地方外出农民工感染艾滋病的又有多少？更可怕的是，感染者的增多呈现出暴发的趋势——前年15例，去年24例，今年就增加到73例，这样的速度，实在触目惊心。

艾滋病为什么在农民工中感染得这么快？婚外性行为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更重要的则是性安全知识的匮乏以及性安全意识的淡薄。去年7月，在西安市卫生部门的一次调查中，35%的农民工承认自己有临时性伴侣。2007年8月，《经济日报》开展的一次调查显示，30%的农民工对艾滋病几乎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近90%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不会被感染艾滋病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70%的人对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300人中只有1人知道艾滋病的早期症状。出现这种状况，显然主要是因为宣传教育的缺乏。有报道称，针对农民工开展的性病及性安全教育在国内各大城市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农民工大都是青壮年，正处于生育和性活跃的年龄段。在未婚或配偶不在身边的情况下，“洁身自好”之类的说教虽然也有必要，但效果肯定是很有限的。因此，最重要的还是普及艾滋病等性病知识，加强性安全教育。实际上，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早在2005年12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艾办）、卫生部等11个部委就联合启动了“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启动了这个工程。这个工程为期5年，主要目的是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农民工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程度，具体目标是：到2006年底知晓率达65%以上，2010年底达85%以上。很显然，这一工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应该说，近年来政府以及全社会对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关注不断增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子女入学……都是人们广泛关注并已着手解决的问题。但在农民工的性需求以及性安全等方面，政府以及社会的重视程度却明显不够——这一课，真的应该补补了！

当然，除了艾滋病知识及性安全教育之外，解决农民工的夫妻分居及“侯鸟”状态更具根本性。而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及其家庭真正融入城市。

我主张彩票中奖者身份应该公开，有人说我犯了“红眼病”。

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余秋雨以上海徐家汇股东的身份一夜暴富不合法，有人说她犯了“红眼病”。

其实，我从来没有买过彩票，也没指望买彩票发财。

我也不认为叶檀女士得了“红眼病”，因为她的文章的有理有据的，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定，社会公众人物根本无权购买公司的内部股票。

有钱的人多得是。每个“富豪榜”上都列举着身家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富豪。我们要是犯了“红眼病”，轮得上余秋雨和中奖者吗？

是我等犯了“红眼病”，还是尔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中央电视台12频道播出了前不久我参加的一期《大家看法·我建议》。视频链接：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57080971051881

北京国安果然夺得今年中超足球联赛的冠军了！

早在两个多月前就有传言称，北京国安被内定为今年的冠军，中国足协还“决心追查”此说的源头。

在几天前刚刚落幕的全运会上，全部12块跳水金牌也与赛前的预测完全相同，而仅获蹦床第五名的北京奥运会蹦床冠军何雯娜赛后也称“结果早就知道了”……